汉代酿酒方法的改进和酒类的增多，促进了汉代酒业的兴盛。西汉著名赋家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当垆卖酒的故事就被写入史书，“相如与俱之临邛，尽卖其车骑，买一酒舍酤酒，乃令文君当炉。”成为一段文史佳话。汉代从皇室显贵到富商平民均设作坊，制曲酿酒，民间也出现了很多自酿自卖的酒肆作坊，《史记·货殖列传》中有“通邑大都，酤一岁千酿。”不少作坊主因此而成巨富，有的甚至“富比千乘之家”。
“庶民以为欢，君子以为礼。”（邹阳《酒赋》）无论皇室显贵还是富商平民的祭祀礼仪和日常生活，酒都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汉书·食货志》有“百礼之会，非酒不行。”扬雄《酒赋》以酒喻人，虽是借以寄托个人情志，也从侧面反映了汉代酒风的盛行。酒在汉代被称誉为“百乐之长，嘉会之好”，婚嫁丧葬也已“宾昏酒食，接连相因”，或“因人之丧以求酒肉”，日常往来也是“舍中有客，提壶行酤。”汉赋中也有诸多对汉代酒风盛行场景的描写：
列坐纵酒，荡乐娱心。景春佐酒，杜连理音。（枚乘《七发》）
溢金罍而列玉觞。腾觚爵之斟酌兮，漫既醉其乐康。（傅毅《舞赋》）
于是樽盈缥玉之酒，爵献金浆之醪……小臣莫效于鸿毛，空衔鲜而嗽醪。（枚乘《柳赋》）
于是朋友同好，几筳列行，论道饮燕，流川浮觞，……洗觯酌樽，兕觥凄扬。（孔臧《杨柳赋》）
若其吉日嘉会，期于送春之阴，迎夏之阳。侯罗司马，郭范垒杨。置酒乎荣川之闲宅，设坐乎华都之高堂。”(扬雄《蜀都赋》)
割鲜野飨，犒勤赏功。五军六师，千列百重，酒车酌醴，方驾授饔。升觞举燧，既釂鸣钟。膳夫驰骑，察贰廉空。炙炰夥，清酤皴。”(张衡《西京赋》)
因休力于息勤，致欢忻于春酒。执銮刀以袒割，奉觞豆于国叟。（张衡《东京赋》）
酒在汉代融入了民众的日常佐饮，成为探究当时生活文化的重要途径，酒既是助兴佳酿，也有佐助之效。吉日佳会中，旨酒嘉肴被用来招待宾客，以荡乐娱心；春光烂漫里，朋友们兕觥并扬，烘托欢聚气氛。枚乘《七发》中有白日君主在虞怀宫的“列坐荡酒，荡乐娱心”，傅毅《舞赋》中有晚上君主游云梦置酒宴饮，“溢金罍而列玉觞”的宴饮之乐；枚乘《柳赋》中有“樽盈缥玉之酒，爵献金浆之醪”的君臣酒醪欢聚，和孔臧《杨柳赋》中与朋友同好“饮不至醉，乐不及荒”的闲游之饮，也有扬雄《蜀都赋》中大户人家置酒闲宅高堂的吉日嘉会。犒劳凯旋将士的汉赋中酒饮场景也必不可少，“酒车酌醴”，“清酤皴”，犒劳供酒充足，军士们也举杯畅饮，“升觞举燧，既釂鸣钟。”尽兴酒方罢。纵观两汉赋作，上及国君“奉觞豆于国叟”的声教布濩，下至农夫“致欢忻于春酒”的息勤酒饮，都有酒的身影。
汉代不仅酒风盛行，酒也以其甘美而颇受赞誉，桓谭有借《仙赋》撰写论酒，饮金醪美酒堪比玉液玉浆，有美酒华芝可随天旋转，寿极乾坤：
吸玉液，食华芝，漱玉浆，饮金醪。出宇宙，与云浮，洒轻雾，济倾崖。观沧川而升天门，驰白鹿而从麒麟，周览八极，还崦华坛。氾氾乎，滥滥乎，随天转旋，容容无为，寿极乾坤。
汉末王粲《酒赋》“暨我中叶，酒流犹多，群庶崇饮，日富月奢”的感叹，也是汉代崇饮风气的真实写照。作为“天之美禄”的汉酒也吸引了众多酒徒，汉代开国皇帝刘邦就曾经常饮酒过量，醉卧酒店中，“好酒及色。常从王媪、武负贳酒，时饮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怪。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更始帝刘玄“日夜与妇人饮宴后庭，群臣欲言事，辄醉不能见。”更始帝的韩夫人也是嗜酒如命。汉元帝时，食邑六百户的张禹“常责师宜置酒，设乐与弟子相娱”，“入后堂饮食，妇女相对，优人弦，铿锵极乐，昏夜乃罢。”另有自高阳酒徒的郦食其（《史记·郦生陆贾传》）和“无多酌我，我乃酒狂”的司隶校尉盖宽饶（《汉书·盖宽饶传》）的酒徒酒事被载入史册。
汉代墓葬也已经多次出土了酒的实物遗存，1968年在河北满城发掘的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中，墓室中即有33口高达70厘米的大陶酒缸，缸内还有酒干后的痕迹，缸外还以红色书写“黍上尊酒十五石”、“甘醪十五石”、“黍酒十一石”、“稻酒十一石”等，估计这些酒缸盛酒可达5000多公斤，此外还有其他铜壶里的酒，可见墓主人的酒量之大。《史记·五宗世家》也有载刘胜“为人乐 酒好肉”。西北居延汉简中也有大量关于当时饮酒风习的史料，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也有相关药酒方记载，可窥当时的酒风之盛。
汉代酒酿的发展和酒业的繁盛也和汉代酒制政策密切相关，汉刘安《淮南子·说林训》中即有“清盎之美，始于耒耜。”酿酒应后于农耕生产，在粮食有了较多剩余之后酿酒才开始生产。汉初粮食产量严重不足，酒业也被严格控制，萧和因此颁制控酒律令：“三人以上无故群饮酒，罚金三两。”汉文帝元年也曾下诏，反思酿酒和粮食的冲突矛盾，“百姓之从事于末以害农业者蕃，为酒醪以靡谷者多。”有灾荒之年也会出台禁酒措施，如景帝三年即有“夏旱，禁酤酒。”但酒仅禁于民而未禁于官，皇室宫廷、贵族大臣依旧饮酒成风，因此实际生活中禁酒令也多成一纸空文。经过汉前期近70年的“薄徭轻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实行，农业得到了进一步的恢复和发展，也为酒业的繁荣创造了充分的物质条件，《汉书·食货志》中记载了汉武帝时期的繁盛：
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族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亍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谊而黜愧辱焉。
汉武帝鼓励大规模地兴修水利，提倡新农器新技术，进一步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也促进了酿酒的繁盛，汉武天汉三年实行了酒类专卖，《汉书·武帝本纪》云：“三年春二月，私榷酒酤。”韦昭注解：“谓禁民酤酿，独官开置，如道路设木为榷，独取利也。”《汉书·食货志》中也有载“一酿用粗米二斛，麴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汉书·平当传》注引东汉时人如淳语曰“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为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为重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为下尊。”对于酿酒和产量有着详细的记载。到汉昭帝始元六年，又停止酒专卖，《汉书·昭帝纪》载，“秋七月，罢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卖酒升四钱。”盐铁会议“智者赞其虑，仁者明其施，勇者见其断，辩者陈其词”，讨论极热烈，也对酒类专卖进行了探讨，罢酒榷，一直到王莽建国二年，官府又开始实行专卖酒，建安时期曹操又发布了戒酒令，汉代从禁酒、榷酒、税酒的政策调整既是缘于当时的社会政治，也反映了汉代酒业的发展情况。
概而言之，汉代以曲酿酒技术的提高和酒类品种的增多，促进了汉代酒风的繁盛，也影响了汉代酒政的调整，汉赋以“赋家之心，苞揽宇宙，总揽人物，”也在一定程度上如实地记录了酒在汉代的真实形态，融入了赋家铺采摛文的文学创作，表现出汉赋“一代文学”的文史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