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外推理论看李照国译本在海外“传而不通”的问题
根据沈清松的外推理论，一个完整的异文化传输过程应包括语言外推、实践外推和本体外推三个步骤，且这三个步骤是逐层循序渐进地进行的。具体到中医药典籍《黄帝内经素问》的对外传播，语言外推即《黄帝内经素问》的翻译，是指将原典翻译成别人可以理解的语言，看译本能否被海外读者所理解和接受；实践外推是指将《黄帝内经素问》所蕴含的中医药理念和价值置于海外的文化实践组织脉络中，看它能否在新的文化组织脉络中行得通。本体外推则是指海外读者在理解和接受中医药理念和价值的基础上通过对中医药进行切身的体验而加深其对中医药文化的理解，进而促成中医药文化在异域社会的融入即在他方可容受的规定之中“道成肉身”。语言外推是就译本语言的可理解性和可接受性而言，它决定中医药典籍是否能走出自我，走向异文化的读者并被其接受。实践外推是就中医药文化在实践层面的可行性而言，它决定中医药典籍的理论与价值能否走进他者的文化脉络，并被其兼容和接纳。本体外推是就中医药文化与异域社会系统的融合而言，它决定中医药典籍的理念与价值能否融入他社会并获得新生。李照国英译本在海外出现了“无人问津” 情况，这说明海外读者对译本的不接受，也就是语言外推层次的不成功，其问题存在于外推的第一个层次即语言外推阶段。
(二)外推理论下李照国译本在海外“传而不通”问题的症结
根据外推理论，外推过程包含两个必要动作：外推和自省。外推是走向他者的行动，自省则是返回自我进行自我修正与完善。“如果语言外推与实践外推中，发现了推不出去或在重新脉络化过程中变成不合理或行不通情况，不能只一味怪罪别人，却应该自我反省”。张南峰也指出了中国文化输出中文化自省的重要性：“解决中国文学的翻译与传播策略存在问题的关键不是纠正翻译观，而是进行自我反省”。因此，解决《黄帝内经素问》李照国译本“传而不通”问题的关键在于返回自我进行反省，而绝不能采取自卫式或其他更激进的护教方法来对抗。
沈清松教授进一步指出，此阶段的自省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 一、反省自己在原则与方法上的问题与不足。二、检讨自己在可理解结构与意义形态上的缺陷。就翻译而言，重点是看：一、是否遵循了“动态的脉络主义”主张；二、是否遵循了原典文本诠释的一般诠释原则。“动态的脉络主义”是指对于一篇原典文本中的一个词、一个句或一个段落的意义，须从他们与其他词、句、段的互动以及在字与词、词与句、句与段、段与全文等的动态进展脉络中来解读。该主张强调原典文献阅读的整体性和动态性，指出诠释中应采取整体与部分循环操作办法，不得“断章取义”。《黄帝内经素问》的译者李照国是从事中医翻译、教学和研究的专家，在文本整体性的把握上有着天然的优势，因此，他的译本在诠释的“动态的脉络主义”方面是毋庸置疑的。原典文本诠释的一般诠释原则包括文义内在原则和文本际性原则、融贯一致原则、最小修改原则和最大阅读原则。文义内在原则是指读者或研究者针对文本所要寻找的意义，应该都是在该文本之中，而且只在该文本之中，不得强加文本中没有的道理或意义。李照国译本是全译本，译本采取汉英对照的体例进行编译，实现了中英两种语言与意义的平行与对照，因此很好地体现了文义内在原则。文本的际性是指某一文本与同时其他文本在横的一面、以及其他先前文本与后来文本在纵的一面的关系与比较。在李照国英译本出版前，《黄帝内经素问》在海外已有多个译本，包括五部海外出版的译本: Ilza Veith译本、Henry C. Lu译本、Percy M. Dawson译本、倪毛信译本和文树德译本；两部国内出版的译本：吴连胜&吴奇译本和罗希文译本。这些译本为其提供了很好的文本际性条件。对国内译本来说，与国外译本的际性比较尤为重要，通过比较可以了解“译入语的文学、文化节甚至地缘政治的语境，并及时调整自己的翻译模式、策略、方法”，从而提高译文的可读性。例如：“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一句中的“天癸”一词的翻译，Ilza Veith译本将其译为“begins to menstruate”，李照国译本则直接采用音译。比较而言，李照国译本虽然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中医的特色，却不易被读者理解和接受，而Ilza Veith译本的翻译比较符合读者的用语习惯，容易理解，因此国内译者在进行图书外译时完全可以参照国外译本的语言表达，扬长避短，使译文更完善。但从李照国译本来看，文本际性原则体现得显然是不够充分的。融贯一致原则包括两方面的含义: 一、在消极上要能避免自相矛盾或相互对立的歧见；二、在积极上则文本中所含的观念与命题，必须能环环相扣，形成一个内在融贯的义理整体。这一原则主要基于对文本逻辑的把握，要避免误读及文义的整体上的逻辑性。基于李照国教授的学术背景，诚如前面所言，作为中医翻译家和研究专家，他在文本解读中文义的解读和整体把握上确有着天然的优势，因此保证了译本解读的融贯一致原则。最小修改原则是指除非有必要，不依主观意见随便修改文本。李照国教授在翻译中奉行了“译古如古，文不加饰”的基本原则。对于中医基本术语的翻译，主张采用音译为主，释译为辅的策略，这从他对中医基本理论中的核心概念翻译中可见一斑，如他将“精”译成“Jing （Essence）”，“神”译成“Shen (Spririt)”，“五行”译成“Wuxing (Five Elements)”等，所以在该原则的指导下，译本最大限度地保持了与原文本写作风格、思维方式和主要思想的一致性，体现了“最小修改”原则。最大阅读原则是指在不违背文义内在原则、融贯一致原则、最小修改原则等先行原则情况下，诠释者/译者可在义理的理解和诠释上做最大的阅读，即最富有充实的义理解读与思考。这一点在Ilza Veith 译本和文树德译本中有较好的体现：Ilza Veith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分析了中医药人力物力事业发展的原因；文树德则在全译本出版之前，先行出版述评本，对原文本的基本信息（如命名、版本等）、主旨思想（包括自然观、人体观）以及翻译中的“硬核”--“五运六气学说”先行介绍和评述。在全译本中，注解更是占了大量的篇幅，字数甚至比译文还多，更大限度的体现了最大阅读原则。而李照国译本因采用中英对照的体例，则最大限度的保持了原文的风格，注释与解读文字较少。
可见，李照国译本很好地遵循了一般诠释原则中的文义内在原则、融贯一致原则和最小修改原则，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译文理解的准确性；但在文本际性原则和最大阅读原则上体现得不够充分。因此，对海外读者来说，译本的可读性不强，从而接受度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