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Durkheim）认为，人类心灵是从混沌不加区分的状态中发展而来的，在原始种族中可以发现更为普遍的心理混同。在这类原始种族中“个体本身失去了他的人格，在他、他的外部灵魂及他的图腾之间，根本没有区别。他和他的动物伙伴们组成了单一的人格”。西方谚语中有这样一句话“Where people ride reindeer, that 's where the last paradises are. （哪里有人骑驯鹿，哪里就是世界上最后一个伊甸园。）”三百多年前，一支赶着驯鹿的鄂温克人告别西伯利亚勒拿河上游的森林，辗转迁徙到中国的东北边疆——大兴安岭西北麓，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额尔古纳河右岸。自此，他们世世代代居住在山林中，靠狩猎和饲养驯鹿生活，历史上便称为使鹿部落，也叫使鹿鄂温克人，他们守着山林，靠打猎为生，也饲养驯鹿，以“撮罗子”为家，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在这300多年的传统生存状态中, 鄂温克猎民运用自制的简单生产工具进行狩猎和采集野果, 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 生存环境艰苦而危险, 鄂温克猎民长期过着传统的氏族公社生活。作为鄂温克人重要的交通工具和狩猎帮手，驯鹿善于穿越森林和沼泽地，不仅是狩猎鄂温克猎人的主要生产和交通运输工具，更是他们民族文化的重要象征。作为人与神之间的媒介，驯鹿在宗教仪式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鄂温克人相信死者的灵魂借助于它前往另一个世界。他们还相信，通灵者萨满的灵魂有时会化成驯鹿的姿态出现。此外，驯鹿在通古斯的民间传说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驯鹿还被用作交通工具和狩猎帮手。
使鹿部落作为一个整体其内部有着严格的分类形式和范畴，每个成员身处其中行为举止必然受到其所属的分类范畴的规范。这样的范畴一旦存在便会在部落内部应用，并且造成制度性的影响。在原始部落中，分类体系具有一种神圣的性质各种部落的各种不同的图腾使各个氏族得到严格定位。所有仪式都能强化我们的共同感：仪式是社会群体用以使自己定期得到重新巩固的手段，每一部族中都存在积极崇拜和消极崇拜两类仪式，这体现在使鹿部落中前者变现为萨满仪式、祭火神仪式，后者则表现为针对驯鹿等的一系列“禁忌”，如不轻易宰杀驯鹿，只有实在打不到猎物或驯鹿受伤无法医治时才吃驯鹿肉等。消极仪式迫使人们必须固守其原本之所是，积极仪式则不断循环再生产神圣事物的神圣性与权威性，积极崇拜与消极崇拜相互强化，社会整合和社会秩序便在更大程度上得到维持。
在使鹿部落中，人们靠的是机械连带彼此团结，成员对生活和信仰的行为和思考模式是由部落所构成的集体意识所赋予的。随着社会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或交换关系加强，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开始着手规划鄂温克猎民的定居。1959年，一部分鄂温克猎民先搬入了当时国家拨专项款建造的木屋里，但剩下的绝大多数猎民依旧留在原地保持着原有的游猎生活。1965年政府第二次组织搬迁定居，新的定居点在敖鲁古雅，政府新建了三十多个猎民房并开辟了新猎场，为猎民们配发了新的枪支和子弹。这一次定居国家为他们兴建了一系列基础设施并派来一批职工增加了敖乡人口，此外还实行了九年义务教育帮助学龄儿童免费入学。敖乡优惠的生活条件还吸引了许多外地人，他们在这里定居、经商，这不但扩宽了他们与外界通婚的范围，也加强了他们与外界的联系。综上种种都使得使鹿部落原始的集体意识对个人的控制逐渐松绑，将社会联系起来的纽带不再是机械团结取而代之的是有机团结。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鄂温克人生活方式的转变速度也在加快, 更多人开始到诸如猎业队、木材综合加工厂的集体单位工作，劳动越加分化，个人也越贴近社会。随着国家政策的强制推行，劳动分化导致社会不同个体的差异性不断增加，敖鲁古雅使鹿鄂温克部落也呈现出越来越分化的状态。就正常情况而言，分工是可以带来社会的团结的，但在一些非正常的情况下分工则会带来截然相反的结果，即涂尔干所说的社会失范。在敖鲁古雅，酗酒成为作为严重的一种社会问题，年轻猎民对酒精的迷恋程度确实让许多老猎民恼火，今天，老猎民们有这样的体会：从前的猎民都勤劳能干，山上的活怎么也干不完。大家都尊重能打猎又勤劳的人。勤劳能干事猎民推崇的美德。可是现在的年轻猎民，什么都不愿干，懒得不得了，哈莉吉说：“现在的年轻人这样往死里喝，就是因为没事儿干，政府安排的扫大街的活不愿意干，猎民点儿的活也不愿干，光等着天上掉馅儿饼。”被族人称为“最后的酋长”的玛利亚·索已经八十多岁，是唯一一个不会说汉语的鄂温克人。玛利亚·索已经在这片森林里生活了八十多年，对她而言，森林和驯鹿是她全部的生活和寄托。慕名而来拜访玛利亚·索的人很多，而她面对外界的神情永远是平静而空白。玛利亚索的七个儿女都因疾病或酗酒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