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整合实际上包含着两个层面的内容，国家需要承担的是系统整合的任务，而社会则承担着生活世界整合的使用。原则上来说，国家、社会作为两个行动主体应各司其职各尽所能，而在实际运作的过程中却常常出现分工不明确的情况。
对于国家来说，其所面对的首要任务是追求“至善”，也就是提供一个能让所有人获得公正需求的制度环境，从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和责任，每个人都发挥着积极作用。社会整合不是让人民去适应社会，而是要让社会去接纳全体社会成员。”自1949年至2003年，鄂温克人所经历的三次搬迁定居都是国家出于全国一盘棋和文明的责任的考虑，前两次搬迁政府以文明推动为己任推动使鹿鄂温克人按照现代化的目标发展时，所给予当地人的文化选择权力很大，所以得到了他们的拥护。而第三次移民却产生了与前两次截然相反的结果，猎民们频发抱怨和冲突，对城镇生活的不适感引起了他们深重的反感。针对这一现状，许多人会理所当然的认为这是主体民族对少数民族不尊重导致的，或者是少数民族群体面对强势主流文化的懦弱，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现代国家在处理复杂事物时，总是希望通过简单的分类进行管理。正是因为前两次移民满足了猎民们的需求获得了他们的支持，所以这种“双赢”的圆满局面带来的满足感麻痹了双方的敏感神经，这也就导致在第三次移民时，地方政府会想当然地认为使鹿鄂温克猎民会愿意搬迁, 而使鹿鄂温克猎民多数也相信搬迁之后的生活会更好而愿意搬迁。
反观历史，可以发现，鄂温克猎民的定居路并非自主奋斗、努力争取的结果，而是从一开始就受到国家的大力扶持和帮助。从建国初期到今天，可以说国家为他们铺设好了一条路，并在各个方面扶持他们民族发展。有个在海拉尔盟政协工作的猎民后代说：“一个被养起来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而敖乡的领导说：“现在的猎民你不养试试！已经习惯了，不是你养不养的问题，是他让你养，你不得不养！”这反映出了敖乡猎民的依赖成性。老猎民说，现在外界对“鄂温克”（指使鹿部）的态度变了，以前是爱护的、尊敬的，鄂温克猎民走到哪里都很骄傲。现在，“外面的人看我们的眼神都是异样的。我们的自尊心经常受到伤害。”虽然已经敏感的感受到了外界眼光的变化，但他们却不知原因究竟为何，因此只是简单地将原因归错于政府和这次搬迁。
我们不断发问物质文明的进步又怎能弥补精神文明的落后，不断感慨敖鲁古雅的美丽忧伤，但可曾想到一个民族文化的流失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受到各方面的因素的影响才完成的。首先，使鹿鄂温克族从民族发展初期就面临着人口稀少的问题，这就导致了族外通婚；其次，鄂温克人虽然有自己的民族语言，但是没有文字，他们使用“符号语言”。比如用刀在树上刻痕来指示方向，用在木棍上刻记号的办法来帮助记忆。没有文字的语言本身是比较容易流失的，尤其是受到外来多数人口的且有文字的语言冲击的时候，这种语言的流失速度是很惊人的。前几年，鄂温克猎民并不觉得不会说鄂温克话有何不妥，由于主观因素和环境的共同作用，现在的年轻鄂温克猎民大多数都不懂鄂温克话。近些年随着科研工作者对敖乡鄂温克猎民的关注升温，一些语言学者频频深入鄂温克猎民群体学习他们的语言，这使得鄂温克猎民倍感光荣和意外。尤其是当他们得知自己的民族语言能够显示出来民族智慧的时候，他们开始对鄂温克话重视起来，小学里也安排了会说鄂温克话的妇女教孩子们鄂温克话，可以说，外界的关注促成了他们的文化自觉；之后，现代化带来的各种文化、生活方式等通过各种途径涌入，开阔了族人视野，尤其是年轻一辈的视野；最后，政府提出生态移民，使鹿鄂温克族搬入新的定居点，远离原生活生产方式。
通过对使鹿鄂温克人生态移民事件的思考, 我们不难发现政府在引导社会潮流的发展方向上肩负的重要责任。政府在履行文明责任的过程中, 经过自新中国成立以来60余年的时间逐渐强化了对森林资源的掌控, 使得广袤的森林资源不再为使鹿鄂温克猎民所独享。在对使鹿鄂温克传统文化的认识上, 政府也强加了一些从自身角度出发的偏见, 缺乏对使鹿鄂温克传统文化的理解。在多民族构成的现代国家中，国家整合的过程中，民族基于自己的生存与发展权力的需要实际上也是可以与国家整合实现有机统一的。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在不断促进少数民族群体的生存与发展权力实现的过程中获得共同体的有效整合，少数民族在获得有效发展的过程中融入到比自身更大的国家共同体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