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博科夫在小说中借用叙述者陈述来刻画人物性格、表露重要细节、表达思想观点。《天赋》里叙述者的陈述形成了纳博科夫文学批评的特殊方法，向读者展现纳博科夫所理解的时空本质与意向现实。光的棱柱和反射特性继续发挥作用贯穿整部小说的主要角色。小说的时间流程呈现一个有趣的扭曲，回顾爱因斯坦推广特殊相对论，放置在高速列车的闹钟比静止的闹钟运转的更慢。费奥多尔认为，“他保持闲适的速度，然而路上碰到了时钟……前进地更慢了……几乎在他到达目的地，他迈了在一大步超越”（Nabokov, 1991: 31）。纳博科夫让费奥多尔意识到当他到达目的地时，察觉到更短的时间已经流逝了。纳博科夫通过费奥多尔的感受，展示了时间、空间、思想交织螺旋运行的叙事风格。小说第二章开头段落里，时间、空间、思想再次交织，费奥多尔父亲在几十年前，几千英里之外，想象步入一道彩虹，这让人联想到爱因斯坦相对论。
小说结尾，叙述者费奥多尔在这段文字中变成了光，他在格伦沃尔德休息时写道:“太阳下山了。”太阳用它那又大又滑的舌头把我舔得浑身湿透。我渐渐感到自己变得柔和透明了，我被火焰浸透了，只存在于它所存在的范围之内。就像一本书被翻译成异国成语一样，我也被翻译成了太阳。我的个人意见是……)以某种方式分解和溶解；在光的作用下变得透明之后，它现在被吸收到夏季森林的闪光中去了。（Nabokov, 1991: 334）作为光，费奥多尔融入了他周围芬芳、感性的自然世界，但随后又担心“一个人可能会以这种方式完全溶解”——这是对浪漫主义或先验主义与宇宙融合概念的讽刺。
基于相对论的时空变化贯穿了整个第一章。费奥多尔的新房间靠近旧房间，但在一条十字路口，这使他与这个特殊的地点产生了一种全新关系，这个地点“曾经旋转、滑行，与他毫无关联；今天它突然停了下来；从今以后，它将作为他的新住所的延伸而安定下来。”（Nabokov, 1991: 4）当地空间的本质变成了感知思维的一种特征，如果它是一种专注的思维，它之前的运动就仿佛通过费奥多尔的入住而改变了。时间也没有被遗忘，这展示了普鲁斯特/柏格森的感知和相对论突变之间一系列奇怪的转变。费奥多尔重读了他的诗集，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具有浓郁的相对论特性。费奥多尔做了两件事,一件仿佛光速：“利用一刹那工夫纵览全书，于是，诗的节奏被疯狂提速，犹如笼罩在瞬时生成的浓雾中，诗行飘忽闪烁，令人捉摸不定。熟悉的词语匆匆流逝，在汹涌翻腾的泡沫中飞旋。” 接着，他回到自己房间，刻意放缓阅读速度，“他在三维空间里读诗，仔细探索每一首像立方体似的从其他诗集中取出、每一面都沐浴在和煦宜人的乡间空气里的诗。”时间的流逝不仅与参考系的速度有关，还与思维的速度有关；我们从速度极快的“泡沫飞旋”，转向对进入诗中的每一刻经历——“一切，绝对的一切”——的漫长再现，从而重新体验逝去时光的纯粹持续时间。然后，纳博科夫对费奥多尔开了两个玩笑：他的手表开始异常工作，“时慢时快——这反映了费奥多尔偶尔回到了过去?还是他的光速重读?之后，在他身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公寓时，在听到疑似自己的诗评时，他表现得异常兴奋。他觉得自己正保持着“懒散闲逛”的步速，殊不知现实中他移动如此之快，以至于时间似乎慢下来，所以“他途中撞见的钟(钟表店那几只骤然出现的庞然大物)走速之慢更甚于他。临近目的地时，他迈出一大步赶上与他同往一处的柳博芙·马尔科芙娜” （Nabokov, 1991: 31）从严格的相对论观点来看，这里的参照系相当混乱，但这些对时间流的操纵，结合光和空间的变化，产生了相对论的诗意体现。
虽然意识本身并不是爱因斯坦理论的一部分，但纳博科夫的小说对这些现象与人类思维的感知和想象的关系表现出强烈关注。在牛顿定律被彻底推翻的激励下，纳博科夫探索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思想可以以其方式，创造出更多的对公认物理定律的局部违反。因此，费奥多尔脑海中浮现出父亲的形象，父亲回忆起自己步入彩虹底部的情景。通过同样的过程，费奥多尔首先重现了自己的过去，然后是他父亲在中亚探险的旅程。沿途的风景被转移到费奥多尔房间的天花板和墙壁上，在费奥多尔的思想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费奥多尔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一生》中详细描述了主人公，嘲笑罗勃多夫斯基，被强迫穿越了费奥多尔躺在扶手椅上就能穿越大部分地形。费奥多尔也能使柏林电车系统由直变弯，将单程车变成往返车。（Nabokov, 1991: 329）
《天赋》渗透着亚原子的意识和量子力学元素。这种意识加速了费奥多尔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唯物主义的怀疑，因为“物质变成了神秘力量的无形游戏。”（Nabokov, 1991: 282）费奥多尔和吉娜相遇(大约1926年)时，哥本哈根对量子力学的诠释达到了最高水平，出现了海森堡著名的不确定原理。1934年，当纳博科夫写《天赋》时，不确定原理已广为人知。小说里叙述者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之间转换，费奥多尔宣布，他的小说将“洗牌、扭转、混合、再咀嚼、再输出…因此，这本自传只剩下尘埃。”（Nabokov, 1991: 364）不确定原理表明，对于亚原子粒子来说，由于粒子的微小性所产生的数学结果，可以精确地知道它们的位置或动量，但不能同时知道它们的位置和动量。这一发现意味着，在亚原子世界中，粒子的未来位置基本上是不可知的，无法进行典型的因果分析。这一原则在困难的主客体关系，导致康斯坦丁告诫他不要让“理性……”[英语格言用一些解释来提示我们，然后这些解释就开始不知不觉地影响和歪曲我们的观察过程。（Nabokov, 1991: 331）康斯坦丁认为：“经验数据应该在没有任何理论背景的情况下呈现……每一次观看行为都变成了观察，每一次观察行为变成了反思，每一次反思行为都变成了联想。因此很明显，每当我们仔细观察这个世界时，我们就会将之理论化。这需要清晰的头脑、知识，以自由地方式，以及（如果我冒昧地说这么做）具有讽刺意味，这是我们需要的技能，以避免抽象的陷阱。”（Nabokov, 1991: 331）这一观点与歌德极其相似，歌德“当他将牛顿理论与实验结果进行比较时，他意识到，所谓‘事实’实际上是一种倾向性的理论表达，并且论证是不精确的，甚至似是而非的。”（Goethe, 1988: 159）这与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与歌德对科学主体性的描述也非常相似。“事实上，任何追踪过渡过程详细路径的尝试都将涉及原子与测量仪器之间无法控制的能量交换，这将扰乱我们开始研究的能量平衡。”波尔后来讨论了“内省过程中不可能性明显区分主体和客体的区别”，他认为这为自由意志提供了一些概念上的佐证。（Bohr, 1958: 6）纳博科夫将叙述者的思想与看法，成为进行文学批评的特殊话语，一种“介于小说与批评之间的边界话语”(Currie，1995：2)。纳博科夫借对话与叙述者的陈述交织在一起成为批评的重要途径，反思相对论，强调感知与意识对于现实的建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