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及新世纪以来几个时期中，当代诗歌的传播方式形成了从手抄诗本、民间刊物、官方刊物等印刷时代到BBS（Bulletin Board System，电子公告牌系统）、论坛等网络时代的写作再到博客、微博、微信等自媒体时代的自我写作的转变。诗歌的创作过程、接受形式因媒介的变化而变化。这是文学媒介化的发展过程，当代诗歌在这一过程中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即诗歌直接参与了社会文化的转型。正如学者姜涛所言，当代诗歌“作为对存在的领悟和沉思，作为对自身和世界的测量、界定和命名，作为时代心灵或精神最敏感的触角，当代诗歌实际上也正处于文化最前沿、最先锋的位置，它对文化的发展也起着某种引领、推进的作用。”80年代“朦胧诗”对“文革”十年的反思与批判和对公众的启蒙，直接推动了80年代社会文化的进步。而自90年代末开始，诗歌的大众化与消费化则反映着整个时代的文化症候，消费社会的价值真空、信仰虚无成为一种文化意识贯穿于文化的各个领域。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诗歌的媒介发展参与塑造了同时代文化形态的变迁。
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的“文革”期间是“地下诗歌”的年代，诗人写作的诗歌只能以手抄本的形式小范围流传于地下。直到1978年12月23日，北岛、芒克、陆焕兴等诗人自办的民间刊物《今天》创刊，当时青年诗人的诗歌才有了一个真正的传播平台。《今天》以及围绕着它的诗人们成为“点燃数十年中国现代诗热浪的第一缕火光”，这些诗人创作的诗歌与当时诗坛的主流诗歌迥异，诗歌写得朦胧、晦涩，引起诸如老诗人臧克家、艾青等人的批评，遂被命名为“朦胧诗”。从诗歌的发展来看，“朦胧诗”是“‘文革’时期‘地下诗歌’的馈赠，它们之间有着重要的渊源及传承关系。‘地下诗歌’整体的诗歌写作氛围，为80年代初的‘朦胧诗’作为一股重要的文学思潮出场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基础与思想动力。”“朦胧诗”承接了“地下诗歌”的思想资源，但由于“文革”的结束，在诗歌传播上拥有更广泛的影响。围绕着《今天》的这批诗人在中国社会思想文化走向开放的历史节点上承担起了启蒙的重任，诗人自觉的家国情怀与历史担当意识促使他们的形成了精英写作的意识。
在《今天》杂志之前的几个月，贵州已经出现了民间刊物《启蒙》。民间办刊这种形式在这一段时间内始终是诗人发表他们不同于主流诗歌的阵地，同时一些诗人还自己油印出版诗歌。诗歌的传播也开始变得多元化。随着“朦胧诗”逐渐被诗歌界接受，“一些诗人的作品开始被《诗刊》及其他公开出版的杂志刊登，尤其是舒婷、顾城等逐步进入主流文学界的视野”。这些诗人的诗歌在官方诗歌刊物出版传播，使“朦胧诗”真正进入公众视野。朦胧诗在不断发展中逐渐取代了当时歌颂体诗歌成为了主流写作。但是，“朦胧诗”的影响扩大带来“模仿、复制的诗歌时尚”，“诗艺本来有限的革新，遂被过度挥霍”。
“朦胧诗”作为“主流的写作已经高度‘一体化’了，只有在民间诗歌领域中才能体现出真正的差异性。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种差异终于借着‘第三代’的崛起显现了出来。”“第三代诗”是在“朦胧诗”的影响下产生的，以各地（主要是大学生）自办的诗歌刊物为阵地，“和朦胧诗一样，这种先锋性的诗歌探索，也以组织社团、创办刊物的‘民间’活动方式进行。”这种民间办刊的出版机制使80年代中期以来的诗歌呈现出一种多元的发展状况，各种诗歌团体都有自己的“主义”和“口号”，他们是“在诗歌观念和艺术形态上与朦胧诗有异的诗”。《莽汉》《非非》《他们》等都是诗歌社团的自办刊物，这些诗人以刊物为阵地形成了相应的诗歌社团，在主流诗歌之外，进行着一种新的诗歌探索。通过对“朦胧诗”政治抒情话语的反抗，“第三代诗”从语言开始解构，把诗歌拉回个人和日常生活的维度，它的价值在于，“表达了对都市弱势群体（如农民工和妓女）超乎寻常的社会关怀。
柯雷指出，“当今中国算得上重要的那些诗人，最初几乎个个都是首先在民间诗坛发表诗作和发出自己的声音的而不是在正式出版物上发表作品”。民间诗刊对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至关重要。“朦胧诗”与“第三代诗”都经历了从民间自办刊物走向官方诗刊发表的过程，这是纸质媒介的传播机制导致的，传统媒介固有的诗歌话语形态在出版发表中必然会对先锋诗歌有所抵触，诗刊、报纸、诗集等印刷媒介所形成的传播空间在这一时期对诗歌的精英化塑造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诗人创作的诗歌到读者经过了编辑的筛选，在诗歌质量和诗歌内容上都有一定保证。
当代诗歌的发展从某种程度来说也是传播媒介选择的结果与因素之一。“第三代诗”后来形成了以西川、王家新等为代表的“后朦胧诗”和以于坚、韩东等人为代表的“口语诗”。“从‘朦胧诗’到‘口语写作’的还原性，发生在对语言本体的沉浸过程中，口语成为有效诗歌语言（话语），对‘朦胧诗’的书面语进行了还原，对既有文学体制与审美秩序进行了解构。”“口语诗”在当代诗歌中的独特贡献还在于极大地开掘了诗歌语言的叙事密度，将诗歌的表现聚焦于日常生活，“把目光投向生命本身，让诗歌面对生命，面向整个生命开放。”事实上，口语诗的流行是诗歌与媒介文化相互选择的结果。“口语诗”因其在语言上的简单和语义上的清晰、明白使其一度占据诗坛的主流位置，几乎代表了当代诗歌的面貌，但其诗意上的贫乏和语言上的粗浅也使其后的发展难以为继。
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逐渐步入互联网时代，互联网的开放性、平等性、自由性将诗人的写作变成了诗人与读者的对话，新形成的文化空间孕育了新的写作与传播形式，诗人写就的一首诗发在网络上即刻会有读者评论，似乎大家都拥有了鉴赏诗歌的能力或评判诗歌的权利。这种大众化的传播空间不仅扩充了大众文化为代表的公共文化这间的传播内容，也使得诗歌以更加便捷地传播。“口语诗”在网络时代的泛滥与其语言自身的质素相关，而新媒介的大众化正好与“口语诗”的流行倾向相暗合，“网络自身的优势与新诗的质素一拍即合，使诗歌找到默契的合作伙伴”，换而言之，口语诗在有意无意中迎合了网络新媒介的特点，使诗歌走向大众化的传播。因此，网络媒介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也扩大了诗歌文本的读者群，媒介技术的发展使传播手段从读者单向、被动地阅读接受报刊、书籍到作者与读者在网络互动式地对话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