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介本身的及时性、便捷性、自由性，修正了符号发出者的专制、独一身份，意义发出者的身份也变成多个，意义的传达空间变成块茎式的传播，这也吻合了时代对不同的传播空间的强烈的文化诉求，以及不同群体对多元文化的多元认同。网络的发展取消了诗歌的物质传播载体，形成了虚拟的空间，诗歌在今天有更多写作的形式和可能。然而，大众传媒时代的诗歌表面上看起来多元而繁荣，在诗歌发表空间多元的同时，也带来了诗歌界的混乱现象。无论是出版的诗集还是诗歌奖的设立，这几年都越来越多。表面上回归大众文化空间的诗歌实际上却正在失去诗歌本身的思想性和批判性。
同时，当代诗人作为大众文化群体中的一员，他们对崇高文化持以怀疑的态度，他们不信任既有的文化价值体系，或是以隔岸观火的姿态对其作远距离的处理。“诗人们开始质疑主流文化空间的‘多样性’——在这一空间里，主流的再现样式并没有任何实质性变化。他们认为对抗不仅体现在诗歌的内容层面上，也包括诗歌的形式、语气和样本的选择——也就是说如何使用非传统的韵律、特定的口语体，或者非诗体材料的转载集合。”反讽话语作为当下文化反叛的一种极端化形式，它同时导向诗歌写作的另一种极端：对艺术语言与诗性的偏离。诗在本质上是一种关于语言的艺术，诗歌的发展仍要回归诗性语言与艺术本体，走出当下的反讽话语模式。在诗歌书写中，语言意识体现着诗人的认知思维，它为认知主体提供了反思与自我追寻的思想源泉与有效动力，它关联着诗歌的语言与思维、形式与内容，诗歌在此既是对现实的体认，同时也是对超验本体的回应。具体而言，诗歌表达需要借助特定的修辞与语言技巧，“修辞化的语言所描绘的世界既是时代敏锐的文化触角，同时也专注于幽暗的精神世界的勘探，修辞的语言强化了文本效果，抵达审美化、主观真实。”为此，隐喻、通感、陌生化与超验等修辞则为诗人创作提供了有效的表达路径。
诗歌的媒介化迎合了大众文化的娱乐特质，但诗性的减损也使诗歌备受质疑，因而，当代汉语诗歌的写作必然要回归语言的诗性创造，媒介时代的诗写必然要回应现实、关怀人性。“诗性是一种语言状态，是思想和语言互为表象的特殊形态，是此诗知与不知，彼诗道与未道的事物之间的关系。”语言成为诗歌书写的本体追求，诗歌的意蕴在语言中完成，因此，传媒时代的诗歌的写作理应回归语言，从诗歌的意象、哲理句、刺点及通感修辞实现诗性的言说。
因此，在媒介时代的悖谬中，当下诗歌的写作应该走向对汉语本体的坚持，通过对情感符号——意象、表意导引——哲理句、文化刺点与通感书写的探索中，实现诗歌的语言回归。
第一，意象是汉语诗歌书写的情感符号。诗歌的叙事化写作极大地降低了当代诗歌中意象的运用，但意象在表现我们的情感与现实时有更深的意蕴，也丰富着诗歌的语言维度。丰富的诗歌语义会给解读者带来不断的解释冲动，这也是经典诗歌能被一直阅读的原因。
第二，哲理句是诗歌的表意导引，是一首诗的思想的聚焦。在海德格尔看来，“思想乃是作诗，而且，作诗并不是在诗歌和歌唱意义上的一种诗。存在之思乃是作诗的原始方式。在思想中，语言才首先达乎语言，也即才首先进入其本质。”哲理句是思想的语言，读者通过哲理句捕捉到一首诗的解读角度。
第三，文化刺点是诗歌写作的异项艺术。学者赵毅衡认为，“诗歌本身就是文化的刺点， 在文化这个文本集合中，诗必须是刺点文本。”诗歌写作中需要刺点来让读者产生震惊，刺点同时也是对现实的一种批判与抵达。“刺点让一首诗从展面向中心聚集，引导读者向生命与哲理意蕴的深度展开沉思，成为诗人与读者沟通的平台，也是一把灵性的钥匙，打开诗意的表意空间.”好的诗歌对刺点的把握与运用增强了诗歌对生命与现实的关怀，在读者的接受上也获得更多认同。
第四，通感书写强化了诗歌的文学空间，支撑着诗人与现实世界的联结与感应。在媒介时代的诗歌发展中，通感书写是一种基于超验表达与通感修辞的写作形式，它借助隐喻、象征、超验、陌生化等修辞沟通诗歌与外界的联系，在生命与自然万物之间实现灵性的感应，它指向人的生命本体与艺术价值。在此意义上，它是对大众文化与新媒体时代的反讽话语的反拨，它同时在语言与情感层面上对反讽抒情进行有效的补充，以对诗性价值的回归超越语言与现实的虚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