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先秦时期的大文学形态

先秦时期的文学是一种杂文学、大文学的状态。文学不仅是诗乐舞合一的，就连文学、史学、哲学、政治等都没有清晰的划分，它们往往是杂糅而合一的。中国是一个重史的国度，从目前已知的最早的历史文献《尚书》算起，（且不论现存《尚书》的真伪问题，《尚书》这一记言散文确确实实在先秦时期就已经产生）三千年前，中国人就有了写史的意识。记言、记事、记人，这三种历史写法构筑了中国人的历史观和文学观。近三千年来，中国人都以这种方式记载历史，从未中断，这些史料记载一方面是我国重要的历史文献，另一方面又是我国古代文学的原始样貌。因此，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历史与文学，自产生以来就扭结在一起。正如刘师培先生在其《文说.耀采篇》谓：“三代之时，一字数用。凡礼乐、法制、威仪、言辞，古籍所载，咸谓之‘文’。……”这就说明了中国古代的文学自一开始就是出于历史记载和政治管理等实用性的目的而产生的，中国古代的文学、政治与历史交织在一起，此时的文学呈现一种综合性的形态。

（二）余论

从商周到春秋，文献典籍均以散文的文体形式出现，大多产生或应用于各类宗教或是政治仪式之中，作者是巫觋、史官等朝廷职官，且早期巫史往往不分，它们是先秦时期主要的文化承担者。 这说明了早期文学的产生与古代仪式和职官行为是分不开的，也印证了古代文学的产生是出于实际的需要而非精神的审美的观点。
因此，我认为中国古代文学就体裁而言，起源于散文，由早期甲骨卜辞的应用性散文到后来先秦的叙事散文《春秋》《左传》以及先秦说理散文《孔子》《老子》等，这些文学作品与儒家道统文化相辅相承共同构成华夏文学强壮的血脉。而同样重要的诗歌、骈文等其它文体形式都在散文这一最原始、最基本的文体形式的发展成熟之中产生并独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