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初文学对前代文学的继承和发展

（凯里学院人文学院，贵州凯里  556000）

摘要：黄初颂赞文学思潮是对对谶纬神学和原始儒教的继承和发展，表现为劝进文和劝谏文；而宗室文人曹丕和曹植及曹叡则继承和发展抒情传统。在审美艺术上从重辞采、化用前人句式和题材、文学表现手法三个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前代文学。

关键词：黄初文学  前代文学  继承  发展

黄初是曹丕称帝之年号，时间是公元220年到226年。但是本文所论的黄初文学所包括的时间比黄初年间要长，即公元217年（建安二十二年）到公元239年（魏明帝景初三年），共二十三年时间。

为什么不完全以朝代划分文学阶段呢？

政治与文学并不是完全同步的，事实上在曹丕称帝前，一方面文士就在为他制造舆论，另一方面，曹植也出现了讽谏诗^[1] ,就已经表现出特殊性了。魏明帝时，政权没有旁落于司马氏之手，还没有出现恐怖政治，还没有出现正始之音。因此说，根据黄初文学发展的特殊性来界定黄初文学更合理。

任何文学都不是生长在真空中，黄初文学亦如此，对前代文学有所继承和发展。限于篇幅，本文旨在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浅论黄初文学对前代文学的继承与发展。

一    思想上的继承与发展

    任何文学都离不开当代文学思潮的影响，而当代文学思潮又有一个渐变的过程；任何文学又特别是中国的主流文学——诗文又是以抒情言志为特征的，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以这两个方面为切入点，论述黄初文学对前代文学的继承和发展。这样我们既看到前代文学的影响，又可由此把握住它的时代特征。

（一）     对谶纬神学和原始儒教的继承和发展

黄初时，文人思想极为复杂，然而观其大略，表现为谶纬神学和原始儒教两个方面。谶纬神学本身即为原始儒教的一个变种。所以两方面看似矛盾却又有机地统一在一起。

先论谶纬神学之侵染。因为儒学毕竟是为封建统治而设，曹丕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又加以利用。而且以王朗为代表的儒士以明哲保身作为自己生活信条，所以东汉时期盛行的谶纬神学主要用在为魏受禅寻找根据的劝进文中。劝进文主要在曹丕称帝前后，此乃歌功颂德的贵族文学，而且遍布文坛，几乎各种文体都有^[2] 。曹植亦不例外，如他在《汉二祖优劣论》中，说刘秀的兴起是“值阳九无妄之世，遭炎光厄会之运”，在《魏德论》中又说汉魏禅让，是“名儒按谶，良史披图”的结果。这是西汉末以来的流行说法，王莽就曾把“阳九之厄”、“三七之灾”老是挂在嘴上。曹植还在 《大魏篇》中称颂曹丕代汉称帝是“应灵符”，并盛赞曹丕称帝的功德是“圣德致泰和，神明为驱使”，“众吉咸集会，凶邪奸恶并灭亡”。又在《灵芝篇》中歌颂曹丕的教化之功 ^[3] 。当时魏国大臣华歆、贾诩、王朗等领衔表文中曾多次说及“所上图谶符命”。卞兰的《赞述太子赋》歌颂太子才德，写得辞采华茂，色泽鲜丽，可谓颂德美文。邯郸淳的《投壶赋》亦如此类似。

这类歌颂类作品在建安时亦存在，但处于支流地位，黄初时逐渐上升为主流地位。建安公宴诗分为两类：其中一部分作品就主要倾向是歌颂曹氏父子进步的方面 ^[4] 。其二，有一些作品就其实质来说是属于庙堂文学，如王粲的《公宴诗》。第二类作品纯属庙堂文学，脱离文学赖以产生的社会现实。我们对应酬唱和类作品要一分为二地分析，有些表达了忧生之嗟，仍有慷慨之音；亦有的只是一味应酬，尽管有一定的技巧，但内容空泛，索然无味。

黄初文学主要继承庙堂文学一类，即继承和发展两汉儒学、神学，特别是谶纬学。但是谶纬灾异之说作为一种手段，既可为上劝进文者所用，亦可为劝谏者所用，有时谶纬神学和原始儒教是相互渗透的。就思想领域，自建安以来文人虽不同程度地冲破了两汉经学章句的束缚，儒学思想失去了独尊地位，但仍未失去支配地位，况且对先秦原始儒教的一些根本思想，如“以民为本”、“王道”、“仁政”、“治世”等思想非但不抛弃，而且打下了更深的烙印。一些正直敢言之士如杨阜在《谏治宫室、发美女疏》中论及“天地神明，以王者为子也，政有不当，则见灾谴”。他在《谏伐蜀疏》中以天降灾异警告统治者革除弊政，谨慎从事。又如高堂隆于《临终上疏》中，以谶纬灾异学说警告明帝防止大臣篡位：“臣观黄初之际，天兆其戒，异类之鸟，育长燕巢。口爪胸赤，此魏室之大异也，宜防鹰扬之臣于萧墙之内。”

与魏宗室利益休戚与共的曹植更多地保留着建安时代建功立业的思想惯性，特别是当曹丕父子的压迫稍有放松时，这种早期“勠力上国，流惠下民”（《与杨德祖书》）的功业观念又冒出来了，如在《求自试表》中，强调受爵禄者，应当是“以功勤济国，辅主惠民”；在《转封东阿王谢表》中，对于“古之仁君”“弃国以为百姓”表示赞许。在后期的《鰕鱓篇》在痛斥势力小人的同时，“高念翼皇家”以下至“谁知壮士忧”又抒发了建功立业的思想，这种功名心越结越强，“烈士多悲心，小人媮自闲。国仇亮不塞，甘心思丧元”（《杂诗》其六）。曹丕的功名心虽不如曹植强烈，但由于原始儒教的浸染，以及建安建功立业时代风尚所造成的惯性，更重要的是皇帝的身份亦使他充满了渴望南北统一建功立业的激情，这主要表现于军事题材诗中。

（二）对抒情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曹植很少对外界社会灾难进行描写，主要是展示内心世界。从题目即可看出，《秋思》、《感节》、《九愁》中的“思”、“感”、“愁”明显地表现了这些赋的主要内容是抒发作者的思想感情。他继承屈原、贾谊、司马迁的抒愤传统和两汉张衡、蔡邕抒情小赋的抒情传统，揭露小人排挤，为自己所受压迫和不平等待遇鸣不平。只是他所抒之愤有时比较直露，但多数用比兴手法比较含蓄。但不像屈原、贾谊那样将统治者比成昏君，他反而一边对曹丕一次又一次地歌颂，一边对自己加以不断地精神鞭打。##end##

对抒情性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表现为抒发忧生之嗟。如《箜篌引》本写饮宴歌舞的，诗从“置酒高殿上，亲友从我游”开始，前半部分用很大篇幅写丰膳佳肴，妙歌奇舞和主宾相祝，但后半部分却调转笔写道：

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盛时不再来，百年忽我遒。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先民谁不死？知命复何忧？

表面看来，这些诗句和前半部分似乎大不协调，但实际上是表现诗人在欢乐的酣宴歌舞之中，亦蕴含着忧生之嗟和悲愤感伤之情，又如《薤露行》：“天地无穷极，阴阳转相因。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

首先，这种忧生之嗟是对汉末文人诗，特别是《古诗十九首》和建安文学的继承和发展。

《古诗十九首》不论是写游子思妇的悲哀，朋友交情的凉薄，仕途失意或人生无常都贯穿着人生短暂，节序如流的感伤，都有强烈的抒情性，这一点引起了黄初文人的共鸣，而在曹丕又表现最突出，如在《大墙上蒿行》抒发了人生短暂、及时行乐的思想。曹植“人生不满百，岁岁少欢娱”（《游仙诗》）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句式上模拟《古诗十九首》（生年不满百）。从许多揭露曹叡大修宫室、大选美女的作品及史料中，亦可看出曹叡人生短暂、及时行乐思想。

虽然建安时以抒情为主的辞赋，其题材要广于黄初文学，抒发的感情亦是多种多样。有寄居他乡的哀怨，有离别亲友的悲伤，有外出征战的慨叹，有对人生早逝的追悼，有对妇女不幸命运的同情，等等。但在上述的各种感情中常有一个主调，这就是忧生之嗟，如曹植《闲居赋》、曹丕《寡妇赋》、《感物赋》、《与吴质书》，陈琳的《游览诗》二首其二等等。只是不同的是汉末明显地表现为人生短暂、及时享乐；建安诗中有一种建功立业的愿望；而黄初时表现则为明哲保身。黄初小赋的抒情性受到汉乐府的间接影响，即赋的抒情性受诗歌抒情性的影响。

其次，曹植的游仙诗与屈原、曹操、曹丕前期游仙诗系列。

曹植有些游仙诗，如“人生不满百，岁岁少欢娱”（《游仙诗》）；“九州不足步，愿得凌云翔”（《五游咏》）；“四海一何局，九州安所如？”（《仙人篇》）；“欢日尚少，戚日苦多”（《善哉行》等）多托意远游，表现自己有志不得伸展，怀才不遇的痛苦和愤慨，分明都是“忧患之辞”，而不是“列仙之趣”。作者在《赠白马王彪》诗中明说“松子久吾欺”，又曾著《辩道论》骂过方士，可见他并不迷信神仙，游仙诗无非藉升天凌云之幻想来发泄苦闷而已，作者隐然自比于屈原的“不容于世，困于谗佞，无所告诉”（王逸《楚辞·远游》序），游仙诗明显仿效《楚辞》，上引各句就是《楚辞·远游》“悲时俗之迫阨”的意思。至于《五遊咏》、《远游篇》的诗题即是学《楚辞》，那是更明白不过的了。

曹植亦受曹操、曹丕影响。曹操《秋胡行》二首其二 “不戚年往，忧世不治”亦是肯定人生的价值和对乱世的忧愤。曹丕亦是如此，如《折杨柳行》。这首诗写的是游仙，但却明确地宣称：“王乔假虚辞，赤松垂空言。达人识真伪，愚夫妇妄传。”传说中的仙人王乔与赤松子在曹丕的笔下成了被否定的对象。可见三曹的游仙诗与汉代的游仙诗不同。从内容上讲，汉代的游仙诗多是相信神仙的存在，认为神仙能够主宰人事，因而希望神仙保佑，梦想能长生久视。可见三曹游仙诗均接近于《楚辞》。

再次，曹叡及其生母的怨愤诗与发愤抒情的文学传统。

曹叡怨愤诗亦当结合其身世来读 ^[5] ，他的很多怨妇诗是为他生母而作，生母无端被害引起他的泣涕、怀忿。曹叡在子母鹿前的泣涕与其诗中再三出现的“泣涕沾罗缨”，“伏轼泪沾缨”（《苦寒行》），“感物怀所思，涕泣忽沾裳”（《乐府诗》）正相一致；曹叡“心常怀忿”与再三出现的“余情偏易感，怀往增愤盈”（《长歌行》），“佇立吐高吟，舒愤诉穹苍”（《乐府诗》）；子母鹿的孤独正与诗中再三出现的孤独意象相吻合，如：“孤禽失群，悲鸣其间……雄来惊雌，雌独愁棲。夜失群侣，悲鸣徘徊。”（《步出夏门行》）“哀彼失群雁，丧偶独茕茕，单心谁与侣，造房孰与成。”（《长歌行》）“上有双栖鸟，交颈鸣相和。何意行路者，秉丸弹是窠。”（《猛虎行》）“春鸟向南飞，翩翩独翱翔。”（《乐府诗》）可见曹叡此类诗的怨妇非一般，诗里有其生母的影子。

甄后有怨妇诗《塘上行》 一首，流传至今。近人逯钦立列为甄后所作。结合甄皇后身世，“众口铄黄金，使君生别离”，当指郭后进谗言。三个“莫以……，弃捐……”正是希望曹丕不要以新弃旧，因此当为甄后。值得注意的 是：此诗“怨而不怒”，故加采纳，就像曹植《七哀诗》一样魏乐官仍加采纳。又如曹丕明下诏《禁复私仇诏》，而歌颂复仇之《秦女休行》亦经常演奏，不见禁止。因为曹魏时不象后来文字狱那么严。

                                              二  审美艺术继承与发展                       

曹丕《典论·论文》中写道“诗赋欲丽”，即诗和赋是注重辞藻的。该文写于建安之末，既是对建安文学的总结，又是对黄初文学的指导。鲁迅先生认为这是文学自觉的标志。自觉的文学不再只是经学的附庸，而是特别强调艺术形式美的，这里限于水平和篇幅，仅从重辞采、化用前人句式和题材、文学表现手法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重辞采的文学传统

审美性是黄初文学各种体裁的共同特征。散文继承了庄子、荀子重辞采的特点；“诗赋欲丽”，这主要是继承楚辞重辞采的特点，尤其是继承了汉大赋重铺陈的特点，如刘劭的《赵都赋》，继承司马相如的《子虚赋》铺叙方位的写法，其对各色人物以及海景的描写多取法班固、张衡等人摹写京都之大赋，只是成就不及 ^[6] 。《景福殿赋》在写作手法上受东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的影响。两赋均极尽铺陈之能事，作者既能从宏观上把握其总体，写出规模的宏伟，又能从微观上写出它的复杂结构，连雕刻与壁画都做了生动细致的描绘。又杜挚的《笳赋》赋叙作笳这种乐器材料的难得，亦分明继承汉大赋王褒《洞箫赋》的写法，如先写笳这种材料的环境，此即是继承《洞箫赋》先写制箫之竹生长环境的写法，两相对比即可发现《笳赋》中“托妙体于阿泽，历百代而不迁”即从《洞箫赋》中“托身躯于后土兮，经万载而不迁”点化而出，只是《笳赋》篇幅短小而已。《笳赋》后半对音乐的描绘和立意亦仿效《洞箫赋》，只是不及王褒的文才。

又如曹植《名都篇》后半部分写京洛少年斗鸡狩猎回来宴乐的情景：“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脍鲤臇胎鰕，寒鳖炙熊蹯。鸣俦啸匹侣，列坐竟长筵。”读了这些诗句，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汉代大赋《七发》中有关饮食的描写：“熊蹯之臑，勺药之酱，薄耆之炙，鲜鲤之鲙，秋黄之苏，白露之茹；兰英之酒，酌以涤口；山梁之餐，豢豹之胎。”以上两段描写，均有铺陈夸饰的特点，而且《名都篇》更具韵律之美。所以宝香山人评“后幅用《七发》如神”(《三家诗》《曹集》卷二)。

（二）化用或引用前人的题材与句式

题材：《野田黄雀行》和《鹞雀赋》采用鹞雀对话的寓言方式，这种题材可能渊于汉代民间故事《焦氏易林·益之革》：“雀行求粒，误入网罭；赖仁君子，复脱归室。”题材构思大体一致。《易林》属卜筮之书，多取书中典故及民间传说，曹植喜读俳优小说，故疑取民间故事 ^[7]。

句式：黄初作家注意化用古人的句式，如曹植《朔风诗》里有“昔我初迁，朱华未希。今我旋止，素雪云飞”四句。这明显是在化用《诗经·小雅·采薇》篇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四句句法的基础上，加以变化而写成。又如曹植《门有万里客行》“本是朔方士，今为吴越民。行行将西行，去去适西秦”，这些诗句语调都颇似汉乐府的民歌语调。曹植辞赋句式自由而且多骚体，这与骚体富于抒情有关。

化用楚辞，如在《九愁赋》中，叙述自己对都城的怀念，如“匪徇荣而偷乐，信旧都之可怀”；抒发自己忠而被逐的怨恨，如“恨时王之谬听，受奸枉之虚辞。扬天威以临下，忽放臣而不疑”；倾吐自己坚守正义的耿耿胸怀，如“履先王之正路，岂淫径之可遵”；以及许多幻想，如“御飞龙之蜿蜒，扬翠霓之华旌，绝紫霄而高鹜，飘弭节于天庭”等，显然都同屈原的作品非常接近。因此清朝人丁晏《曹集铨评》卷一评曰：“楚骚之遗，风人之旨。托体楚骚，而同姓见疏，其志同其怨亦同也。文辞凄咽深婉，何减灵均！”此外，曹植在《洛神赋·序》云：“感宋玉对楚王说神女之事，遂作斯赋。”可见，曹植对宋玉的作品不仅谙熟，在创作中亦有继承。不仅如此，曹植对当代人的作品亦有继承。杨修《神女赋》中“纤縠文袿，顺风揄扬，乍合乍离，飘若兴动”诸句，对后来曹植《洛神赋》有一定影响^[8]。曹叡乐府诗篇名、语句踵武曹操，意境则受其父之影响 ^[9]。

除了化用还有引用，如曹植在《陈审举表》中借用屈原诗句，“国有骥而不知乘，焉皇皇而更索”，抒发自己为国立功而不被任用之愤慨。引用人民群众中流行的习语，如曹植《黄初五年令》引“谚曰：‘人心不同，若其面焉’”。这里的谚语语言精练，含义深刻丰富，曹操和曹植又用得非常恰当。

黄初作品同建安一样喜用“慷慨”二字，如：

余音赴迅节，慷慨时激扬。（曹丕《于谯作》）

弦急悲声发，聆我慷慨言。（曹植《杂诗》六首其六）

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曹植《薤露行》）

慷慨自僶俛，庶几烈丈夫。（吴质《思慕诗》）

秦筝慷慨，齐舞绝殊。（卞兰《许昌宫赋》）

兼资文武，志节慷慨。（曹丕《以蒋济为东中郎将代领曹仁兵诏》）

莫不泫泣殒涕，悲怀慷慨。（繁钦《与魏文帝笺》）

这正是从字面上看出对建安“慷慨”诗风的部分继承，“慷慨”二字在建安诗风正是司空见惯的，如：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曹操《短歌行》。这里的“慨当以慷”是“慷慨”的间隔用法）

慷慨对嘉宾，凄怆内伤悲。（曹植《情诗》）

收念还房寝，慷慨咏坟经。（陈琳《游览》二首其二）

义激毫毛，怨成梗概。（刘桢《鲁都赋》。这里的“梗概”即“慷慨”）

慷慨磊落，卓砾盘纡，壮士之节也。（阮瑀《筝赋》）

慷慨则气成虹蜺。（曹植《七启》）

上举几例黄初诗人均从建安中走过。有的如曹丕、吴质、繁钦亲身经历了如火如荼的战争场面；有的虽然当时年幼，如曹植、卞兰，但受感染、熏陶，也使他们记忆犹新，从而带着建安慷慨悲凉的余绪进入黄初，尽管黄初已相对稳定，这已经不成为时代主流。

（三）传统的文学表现手法

首先，对楚辞的比兴、拟人手法的继承。曹植、曹叡继承了传统比兴手法。曹植的乐府诗多用比兴手法以夫妇不和比君臣不偶，以蓬草的漂泊转移比喻封地的不断迁徙。《种瓜篇》则全用比兴手法，写一痴情女子一厢情愿地哀述对丈夫的赤诚之心，但是作者亦似有所寄托。

再谈一下拟人手法的继承，如曹叡《短歌行》：

翩翩春燕，端集余堂。阴匿阳显，节运自常。厥貌淑美，玄衣素裳。归仁服德，雌雄颉颃。执志精专，洁行驯良，衔土缮巢，有式宫房。不规自圆，无矩而方。

此诗咏赞春燕，赋予春燕以人的品质，就象屈原《橘颂》采用拟人化的手法，赋予橘树以美好的品质一样。

其次，对汉乐府叙事艺术的继承和发展。

1、倒叙法。《秦女休行》通过女休回答关吏的问话倒述自己从杀人到被赦的全部经过，从“平生为燕王妇”到“赦书下”均为“女休前置词”的内容，这种倒叙法在汉乐府诗中并非少见，《上山采靡芜》在对话后才追述被故夫抛弃的经过，只是《秦女休行》更细致完整而已。      

2、夸张法。《秦女休行》中女休自夸“平生为燕王妇”，只是想借此压一压“关吏”的气焰，可别让关吏小看自己，因此这句不可泥解，正象《陌上桑》中罗敷在使君面前夸其丈夫，而不能真的相信罗敷即为一个“专城居”的大官夫人一样。

3、顶真手法。在写法上《赠白马王彪》共分七章，每一段末句与下段字词相同，此为顶真写法，继承了《诗经·大雅》中的《文王》、《大明》等篇的写法。

4、语言通俗自由的文学传统。五言诗在语言通俗自由方面继承乐府的通俗性，骚体诗则继承楚辞的自由句式。黄初文学虽富于辞采，但又较通俗，曹植诗歌甚有文采，但主要却是对汉乐府的继承，所以基本上还是明白自然的，不曾失掉乐府性。

注释：

[1] [清]陈沆《诗比兴笺》评曹植诗《君子行》“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嫂叔不亲授，长幼不比肩。劳谦得其柄，和光甚独难。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餐。一沐三握发，后世称圣贤”，“笺曰：此诗读者但谓理语，而不问前后之弗贯，古诗无是也。史言子建闻汉帝禅位，发丧哀哭。此诗其建安之末，知兄丕将谋禅，讽其终守臣节者乎？……宜如周公之下士，则无逼上之嫌矣。丕既受禅，语人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愿丕为周公，不愿丕为舜禹。此子建之苦心。无愧风雅者。”陈说极是。

[2] 其中诗类有曹植的《鼙舞歌》、《灵芝篇》、《大魏篇》，邯郸淳的《答赠诗》；赋类有曹植《喜霁赋》，曹丕的《喜霁赋》，邯郸淳的《投壶赋》，卞兰的《赞述太子赋》；颂类有傅嘏的《皇初颂》；表类有曹植的《庆文帝受禅表》、《龙见贺表》、《庆文帝上礼表》；论类有曹植的《魏德论》及《魏德略论》；讴类有曹植的《魏德论讴》；碑类有曹植的《制命宗圣侯孔羡奉家》；文类有吴质《答魏太子笺》，邯郸淳的《受命述》等。

[3] 乱曰：“圣皇君四海，德教朝夕宣，万国咸礼让，百姓家肃虔。庠序不失仪，孝悌处中田。户有曾闵子，比屋皆仁贤。髫发无夭齿，黄发尽其年。陛下三万岁，慈母亦復然。”

[4]如王粲歌颂曹操的《从军诗》五首之一、之四和《浮淮赋》，阮瑀的《纪征赋》，应玚的《征赋》等都属于此类，这类作品的主要倾向应值得肯定，建安二十年，曹操为了巩固其在关中的地位，进而统一汉中，亲自领兵西征，降服了汉中一带的张鲁。王粲随征，他在《从军诗》（《其一》）中写道：“相公征关右，赫怒振天威。一举灭獯虏，再举服羌夷……拓地三千里，往返速若飞。”此类作品，虽有溢美成分，但这种战争，于当时有利于国家统一，是进步的。曹操在这次战争中起了重要的领导作用，对他的歌颂符合历史进步的要求，是值得肯定的。

[5] 甄氏皇后（182—221），乃中山无极（今属河北省）人。建安年间为袁绍之子袁熙所纳。破邯城后，曹丕纳甄氏为夫人。一度受宠，生明帝曹叡。曹丕称帝后，嫔妃渐多，甄氏失意而时有怨言，黄初二年六月被赐死。其子明帝曹叡即位后，追谥为文诏皇后。曹叡“以母不以道终，意甚不平”，“文帝（指曹丕）始以帝不悦，有意欲以他姬子京兆王为嗣，故久不拜太子。”（《魏志》本纪注引《魏略》）生母无辜被害，本身又岌岌可危，怎能不悲？又《魏末传》所载故事更为动人：“帝尝从文帝猎，见子母鹿。文帝射杀鹿母，使帝射鹿子，帝不从，曰：‘陛下已杀其母，臣不忍复杀其子。’因涕泣。文帝即放弓箭，以此深奇之，而树立之意定。”（《魏志》本纪注引）明帝不仅泣涕，而且气愤。“初，甄后之诛，由郭后之宠。及殡，令被发覆面，以糠塞口，遂立郭后，使养明帝。帝知之，心常怀忿，数泣问甄后死状。郭后曰：‘先帝自杀，何以责问我？且汝为人子，可追仇死父，为前母枉杀后母耶？’明帝怒，遂逼杀之，勒殡者使如甄后故事。”（《郭后传》注引汉阳春秋）

[6] 曹道衡，《魏晋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90页。

[7] 曹道衡，《魏晋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51页。

[8] 曹道衡，《魏晋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78页~79页。

[9] 徐公持，《魏晋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9页。

作者简介：

陈际斌（1967年5月），男，苗族，湖南麻阳人，

职称：副教授，学历：硕士研究生，武汉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专业：中国古代文学

单位：贵州凯里学院人文学院教师，武汉大学文学院2009级博士研究生。

通信地址：武汉大学文学院2009级博士研究生，邮编43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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