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汉是我国著名的话剧作家、戏曲作家、电影编剧家、小说家、诗人、歌词作家、文艺批评家、社会活动家、文艺工作领导者。他于1920年代开始戏剧活动，毕生从事文艺事业，创作了话剧、歌剧60余部，电影剧本20余部，戏曲剧本24部，歌词和新旧体诗歌近2000首。此外，田汉还编辑发行了大量的文学、戏剧刊物。田汉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与其所处的社会时代、家庭环境，及其早期的求学经历密切相关。
田汉，原名田寿昌，1898年3月生于湖南省长沙县一个农民之家。时值戊戌政变的乱世之秋，无形中赋予了田汉“兼善天下”的“问世”之志。贫困的生活经历带给田汉无尽的创作素材；家乡浓郁的戏曲氛围，以及家人对戏曲的热衷，在田汉幼小的心灵里扎下了戏曲之根。在身为革命党人的舅父易梅园（易象）的资助下，田汉得以继续在私塾就读。1910年，田汉进入长沙城的一所洋学堂学习，在这里，田汉与现代报刊开始结下了不解之缘。无论是革命派的《民报》，改良派的《新民丛报》和《国风报》，上海《时报》，长沙本地报纸《长沙日报》，还是高年级学生的自编自抄的学生报，田汉和其同学都争相借阅，由此初步塑造了田汉终其一生的爱国情怀和政治意识。田汉的戏剧《新教子》就发表在当时的《长沙日报》上，这是一部旧瓶（京剧的形式）装新酒（辛亥革命的主题）的习作，是田汉进军戏剧界的初步尝试。
田汉真正步入文学界和戏剧界是在他赴日留学之时。1916年8月，田汉在舅父易梅园的帮助下，来到日本东京，后考取东京高等师范学习英文。在这里，田汉如饥似渴地广泛阅读大量的政治、经济、哲学、宗教、文学和艺术等方面的书刊。单在文学方面，田汉尤喜浪漫主义作品，无论是歌德、雪莱、拜伦等旧浪漫主义，还是19世纪末兴起的新浪漫主义（即现代主义），如王尔德、梅特林克、波特莱尔等的作品，都使他如痴如醉。这些阅读经历无形中塑造了田汉作品唯美感伤、神秘甚至颓废的审美风格。田汉在日本期间交游甚广，他与中国青年学生郭沫若、宗白华、郑伯奇订交，并前往拜见日本著名学者厨川白村，作家佐藤春夫，还结识日本著名戏剧家秋田雨雀。这些社会交往对田汉文艺观的最终形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除了广泛阅读戏剧书刊，田汉在日期间还尽可能多的看戏。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霍普特曼的《沉钟》、梅特林克的《青鸟》、王尔德的《莎乐美》、凯泽的《加莱市民》等等，都让田汉深深入迷。日本女演员松井须磨子之死尤为触动田汉，田汉曾在东京看过她演出的西方近代名剧《沉钟》和《故乡》。1919年初，松井须磨子在其丈夫、老师岛村抱月病逝两个月后，殉情自杀。松井须磨子这种忠诚于艺术与爱情的优美感伤的悲剧命运深深打动了田汉，以至于田汉在民国九年（1920年）3月，规划自己今后的生涯时，说“第一热心做Dramatist”，并自署为“A Budding Ibsen in China。”田汉在1920-1921年间填写的“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终身志业调查表”里也明确写道：“终身欲从事之事业”的首选是“Play Write”。果不其然，田汉至此终其一生从事于中国的戏剧事业，矢志不移。
田汉与中国现代报刊的编辑事业结缘是在其长沙师范学校就读之时，田汉当时曾与几位要好同学自编刊物《青年》杂志，并发表论文和剧本。1919年7月初回国探亲之时，田汉在上海曾短暂地与宗白华、黄日葵一起在《少年中国》第二编辑组任编辑，并亲自为自己不久前寄来的长篇论文《平民诗人惠特曼的百年祭》校阅清样，该文载于少年中国学会会刊《少年中国》创刊号上（1919年7月15日出版）。田汉正式从事中国现代报刊的编辑工作始于1922年。其时，田汉刚刚回国，因家庭经济困难，加之为实现自己的艺术理想等因素，经长沙师范的旧同学左舜生介绍，田汉进入上海中华书局编辑部的新文化部，帮助编辑《少年中国》杂志。这些经历使得田汉积攒了丰富的刊物编辑经验。
田汉是一个“独立癖”（左舜生对田汉的评语）很盛的人，在中华书局当编辑绝非所愿，他又对思想混杂、政见不一的少年中国学会和创造社心存不满，加之因为自己的得意之作《咖啡店之一夜》和日记《蔷薇之路》在编辑出版过程中与郁达夫、成仿吾等人发生龃龉，田汉就想成立自己的文艺团体，创办自己主编的文艺刊物。田汉于1923年6月20日致宗白华的信中曾透露说，拟组织出版《正义》（Justice）周刊，“盖将以正义为武器以与祸中国之一切恶魔战也”。田汉并作《正义之呼声》以代发刊宣言，该词最后一节写道：“凡我血气之伦，安忍坐视中国之不救？盍联手以偕来，为正义（Justice）而奋斗！”他原本设想刊物以政治社会的评论和文艺创作及评论为主体，但最终带给读者的不是社会政治性很强的《正义》周刊，而是艺术性十足的《南国》系列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