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阳地区历史悠久，社会经济发展有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和历史脉络，早期社会经济可追溯到红山文化时期。红山文化时期随着农业经济的进步，陶器制造从农业中独立出来，成为重要的手工业部门，玉器制造走上专业化道路，技术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夏家店文化时期，农作物产量大，粮食常有剩余，以青铜短剑为代表的青铜铸造业尤为发达，青铜文化高度发展；战国、秦汉时期，中原人大批迁入东北，增加了劳动力，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种植经验；魏晋时期，朝阳较长期为前燕、后燕、北燕的统治，社会相对稳定，农业生产普遍采用牛耕，农作物种类增多，桑蚕作为新作物已被引进；隋唐时期全国大一统，经过隋朝短暂的管辖，到唐朝时期，朝阳即当时的营州，成为唐王朝的东北重镇，在发挥军事堡垒作用的同时，其经济进入繁荣发展时期。
唐代的营州作为东北边州，气候温暖湿润，土地肥沃，水草丰美，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及适宜的气候决定了营州农业与畜牧业相结合的发展模式，亦有学者考证，白狼河流域的营州，属于半农半牧地区。农业方面，经考古发现，营州居民在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过程中已经使用先进的生产工具，如朝阳唐孙则墓出土有铁铧，中山营子唐墓出土铁锹、铁镐、铁锄，朝阳铁西区工程队工地M1出土有铁犁镜等，表明营州的农业生产水平已不低于中原地区。畜牧业方面，
位于边塞之地的营州，历来与东北诸少数民族联系密切，“人性劲悍，习于戎马”。到了唐代，“居民除汉族外，还有内附的契丹、奚、靺鞨、室韦、突厥、高句丽等民族以及来自西域的胡人”。这些少数民族为营州畜牧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唐代时期，营州手工业的发展有迹可循。唐墓中出土有陶罐、陶壶、陶瓶、陶碗等生活用品，瓦当、筒瓦等建筑构件，陶俑、陶模型等陶制品……出土的这些陶器，数量庞大，种类多样，是墓葬中的主要随葬品，为营州制陶业的发展提供了较大的市场。通过考古发掘，在朝阳地区多发现唐代窑址，其中有两处比较重要，分别是朝阳市委党校院内的唐代窑址和朝阳市文化路唐代窑址。在市委党校院内发现的唐代窑址，有大量的烧窑遗迹，包括残破的窑壁、大面积板结红烧土等。朝阳市文化路唐代窑址，窑大、完整且集中，是一处窑址群，出土有陶钵、青砖、筒瓦残片等遗物，说明其生产的主要产品是日用陶器和作为建筑材料的砖瓦构件；发现的大量灰烬、较厚的烧结面，以及窑的方向，则说明这一带窑址长时间使用，并在一定时期内连续烧窑。这些考古遗迹再现了唐代营州如火如荼的烧陶景象，客观地证明了以制陶业为主的手工业在营州的兴盛。
唐代营州交通四通八达，至东北诸族的交通干道见诸文献记载的就有5条，丝绸之路则经草原和内地分北路、中路、南路3条路线汇集到营州。营州成为塞内外汉族与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集中交流地，以及丝绸之路在东北地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东边的朝鲜、日本，西边远至中亚、西亚，许多国家的商品通过陆路或者海路，流通到营州，在当地进行贸易。众多商人中，最为活跃的当属中亚的粟特人。众所周知，“粟特人善于经商，长期操纵着丝绸之路上的国际转贩贸易，是古代欧亚内陆及其周边国家的国际商人”，他们在发展东西方转贩贸易上起着关键的作用。宋庆礼在营州任职期间，“招辑胡商，为立店肆”，吸引更多胡商来营州开展商贸活动。唐墓出土的胡人佣、陶骆驼、罗马金币、波斯银币等，还原了粟特商队率驼队，满载装有货物的包裹、纺织品、丝绸、猎物等，在营州进行商品贸易的场景。丝绸之路的畅通，以及粟特商人的频繁活动，加速了营州与西方国家的经贸交流，推动着营州的商品经济步入大繁荣大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