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华传统文明的史部学术是在古老华夏文明中逐渐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是拥有中华文化“标记”的传统史学观和记录观，甚至世界观。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在中国特殊的封建意识形态下产生的“史”学术体系。
之所以言道“特殊的封建意识形态”，是因为中国古代虽然长期处在以封建主义为主体的政治、意识上层建筑背景下，但是中国古代的封建文明本身并不是封闭的，而是经过中国传统学者的努力，形成了开放、包容而又严谨的文明。而“史部”学术作为其众多核心组成部分之一，不但挖掘并保护了大量的原始资料，而且保护了具有我们中华民族特点的历史认识体系。
中国先人之究史传统，起自殷周世代。有周一世，“六经”乃文德之宗，亦为诸籍之首，其中以“载史”为核者有二：《尚书》，《春秋》，领古代记言、记事风气之先。其后战国时人又纂《春秋》三经，秉承《春秋》之“微言大义”，在对史实进行简要评价中汲取并发扬正确世界观、价值观的传统；同时通过细致的考察与记录，记述了春秋时代历史中更加细致的多方面内容。这不仅内涵细微辞语深刻含义，而且保存了国中祭祀、国政、外务、耕战、货殖一举诸事，量时人之所及，注《春秋》之精义——这不仅仅在客观上增补了《春秋》所要表达的深层次内容，而且正式开启了古代史家对于具体事实拥有的深入记录、考证之风。《春秋》三经，既开后世汉学“实事求是”学风之先河，又保护了传统世风、学风之义理。
承继《尚书》及《春秋》三经所开创实书、明义之价值传统，及记言与记事并重之叙述传统，太史公、班子等名家在相对稳定的客观社会环境下，秉“究天人、察古今”，“准天地、统阴阳”之义，对秦汉以前以及前汉的古今事例予以载记。客观上讲，他们的成就虽然无法完全概括公元一世纪以前中国历史的全部内容，但他们一方面将“天人共道”之原矩奠立于研史，另一方面真正开创了国史的整体编纂体例，规正了后世如实直书、经史并重的治史信念和治史方式。它们是中国正史的奠基，更是史部学术成型的标志。
自魏晋时起，至隋唐时止，我国传统学问广泛发扬，又依内容逐渐形成以经、史、子、集四部为书籍体录的整体编纂体系，并沿袭发展至清。四部典籍之中，经部诸籍在很大程度上保存了古代封建社会存在下所产生的基本世界观与价值观；史部诸籍则重在考究王朝和人物的兴替，以及各种学术、事物的规律及盛衰历程；子部诸籍客观上将依各门各业的经验和智慧为本源而形成的诸门论道典藏予以保留；而集部诸籍则更大程度上保留了各门学人在生命活动中的见闻，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仔细思考和学术再创造的成果。
有汉之后贰千余载，史部所涵文献始终占据古代学问的重要部分。若以《四库全书》所存书目为媒，观察古代史籍，可观知“史部”学术虽然以正史为核心，但不仅包含编年、别杂史类，而且囊括了野记、政书、地理、载记、传记等各方面内容，它们客观上对正史进行了增补的同时，又对客观事实进行了保留。不仅如此，在史部之外，经、子、集各部典籍之中，也存有大量以“兴替”为编纂体例的书籍。仔细阅读这各类书籍可知，中国古代的史部学术，本质上是建立在国学基础上，既独立于各门学术，又在本质上贯穿于整个学问体系的一种内容；它既可以被看做一种学问本身，又可以被看做是一种思维方式。很大程度上讲，“史”体现出一定形式的国学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