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你要别人同意你的原则，就先使他相信，你是他的忠实朋友，即‘自己人’。”其中“自己人”即苏联心理学家乌兹纳捷称的“自己人效应”，他认为，“受传者的定势对接收信息有巨大的影响。”。受众的定势将决定了传者的信息是否可以选择、储存甚至决定着信息“加工”的方向。这就意味着在宣传过程中，受众偏向于接受与自己在价值观、意见、态度上有所相似的传播者，与其产生“选择性接触”和“选择性注意”，这就很容易引起两者在情感上的共鸣，宣传者的劝说也就很容易获得受传者的支持。这种宣传策略就是情感认同，即“宣传者以可亲可敬的形象出现，与受众建立亲同关系”中央红军深谙其道，在行军途中与群众打成一片，真正成为群众的“自己人”。
（一）投其所好，促进认知和谐
“我们打了四家土豪，没收了许多衣、被、粮，都分给工农，受到群众热烈欢迎……红军每到一地影响都很大，地主土豪见了吓得屁滚尿流，劳苦大众见了高兴得了不得，群众心向红军。”这是长征时一名红军战士在行军途中记录下来的真实情景。其实中央红军对此早就做出过指示：“红军所到之地，必须针对着当地群众迫切要求……拘捕与杀戮当地群众最痛恨的地主豪绅及流氓地霸，散发豪绅地主、反革命分子财物。”中央红军摸准了群众的思想脉搏，宣传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帮他们做想做又不敢做的事，说出他们想说又不敢说出口的话，打通红军与群众的交流沟通渠道。
中央红军在途径民族地区时大量刷写、散发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醒目标语，“一个政党的口号一经提出，就具有凝固性，就会指导实际生活向某种倾向倾斜或过渡。”为使少数民族理解红军，向红军“倾斜”，中央红军走一路写一路的标语，不仅用汉语刷写针对少数民族的标语，如“红军是解放苗瑶少数民族的！”“弱小民族团结起来，拿起刀枪，争取民族的平等解放！”“援助少数民族！”“反对王家烈、犹国才对苗人的一切苛捐杂税！”“苗人们不穿破衣服，到财主家穿新衣去！”“打倒压迫苗民的国民党军阀王家烈！”这些标语口号顺从民意，动员和鼓舞少数民族实行民族自决，贴合时人实际情况，所宣传的内容俱是番民所思所想，自然很有号召力。
人们对传播是选择性接受的，总是倾向于接触和注意与既有态度、认知、行为一致的传播，排斥和回避与既有态度、认知、行为不一致的传播。中央红军“打土豪、分田地”的事迹在长征中不胜枚举，红军体察民生疾苦，为民做主的言行与群众既有认知相一致，群众理所当然得选择接受红军的传播。
（二）同甘共苦，追求受众认同
在宣传过程中假如宣传者一开始就指出自己与受众在背景、地位、目标、民族、社会团体或其他方面有共同点，有助于两者之间建立起认同关系，取得受众信任。
少数民族历年来受到汉族军阀、官僚、地主、商人、财富佬的残酷压迫与剥削，造成其对汉族的仇视与内部团结。因此，中央红军在进入贵州民族地区之前就针对这一现状指示“反对一切汉族的压迫与剥削，汉民与瑶民的民族平等，给瑶民彻底的民族自决权（通俗些说，即瑶民的事由自己去决定，汉人不得干涉）”，并要求“这一基本主张各级政治部必须按照各地不同的环境与不同的情况，加以具体化与通俗化。”中央红军这些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是针对少数民族长期受压迫的现状提出来的，关切到其切身利益，满足其独立平等的要求。
中央红军到贵州高场时，群众都跑了，为了动员群众回乡，红军便衣打扮，说话和气，声称：“红军是穷人的军队，是打富济贫的，将来还要给穷人分土地。我们也是穷人，为了翻身做主人，为了打倒财主，打倒压迫农民的区乡公所，打倒卖国贼蒋介石，才来当红军。红军打富济贫，保护穷人利益，穷人不要害怕。”这一席话道出了红军与群众具有相同的“地位—穷人”、“目标—打富济贫、翻身做主人、保护穷人利益”。“红军官兵平等，不吸鸦片烟，不欺压劳苦大众，把穷人当作阶级弟兄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所以受到了穷人的拥护。”红军战士宣传阶级平等的观念，主张与群众风雨同舟，受众感受到了红军与自己具有共同的信仰、价值和行动取向，本质上就是与自己有一种集体观念，这就很大程度上卸下了群众心理防线，取得受众认同。
（三）人际传播，实现受众态度劝服
人际传播在是指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之间进行面对面沟通或者借助书信等媒介手段进行的信息交流活动。瑞恩和格罗斯通过“农民改变习惯，接受杂交玉米推广”的实证研究证明，人际传播在态度劝服方面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变革代表”们首先接触大众媒介的信息，经过信息加工再传播给其他群体成员，此即“意见领袖”，能够影响甚至改变他人态度。
由于少数民族经济与文化发展比较落后，在民族内部受到民族宗教及社会关系的统治，再加上因反对外部汉族压迫而促成的内部民族团结，少数民族内部还没有明显的阶级斗争，他们的土司、管事、头人、喇嘛等在少数民族群众的心里还具有极大的权威与威信，他们还是少数民族利益“唯一代表者”，在反对汉族的军阀、官僚、军事佬等民族压迫方面，这些少数民族的上层阶级还带有革命性作用，因此中央红军不能不开始同这些代表者发生关系，主张首先取得少数民族上层代表的信任，采取“不拒绝而且欢迎”的态度，与其“订立各种政治的与军事的联盟”，经过他们去接近广大的少数民族群众，进一步争取少数民族群众的信任，推动其加入革命斗争的阵线。中央红军对此不仅做出政策上的指示：“不打苗民土豪，不杀苗民有信仰的甲长乡长”，而且在机关刊物《红星报》上也发表文章：“不打夷族的土豪，对于夷民群众所痛恨的夷族土豪，也要发动夷民群众自己动手的来打”，以传阅军团上下。红军战士在行军途中也注意执行这一民族政策，“要有区别地对待汉族地恶霸地主和兄弟民族地奴隶主”“不没收苗族土豪的财产”，以此争取少数民族上层人士，期待他们能够成为少数民族中的“意见领袖”，将红军政策潜移默化的传播给少数民族群众，影响和改变其对红军的仇视、惧怕和躲避心理。
中央红军还积极动员红军战士在开展少数民族宣传时转变工作方式，明确指出“共产党在瑶民中间应该不断的吸收最觉悟的与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在瑶民中发展共产党的组织。”中央红军积极主动利用地方居民中的群众积极分子作为“意见领袖”进行深入群众开闸宣传工作，他们与少数民族群众具有共同语言，“双方具有共通的意义空间”，能够在心理上产生情感亲近，保证这种人际传播的顺利进行，进而达到在瑶民中间宣传共产主义的目的。